“十＿五”规划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新起点。对现状可以做出如下判断：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特征更加鲜明；经济增长空间扩大；发展与改革进程中的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经济体制仍然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发展观念正在转变。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要求，制定中长期规划的思路和方法需要转变，由注重具体项目、指标和微观经济运行，转向注重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稳定的谋划上来，转到“五个统筹”所指示的方向和重点上来，突出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

    未来15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十﹁五”时期和后十年。总的要求，是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根据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前景所做的分析和预测，“十一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左右。按2004年不变价格计算，2010年GDP将达到21万多亿元人民币；折合2.6万多亿美元，考虑到人口增加因素，人均1900美元左右，与目前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920美元大体相当。后十年经济增长速度即使有所放缓，仍可实现十年翻一番。这样，按2004年不变价格计算，2020年GDP将达到43万多亿元人民币，折合５万亿美元以上，人均超过3500美元，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总量和人均都会有更大幅度的提高。届时将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国人民过上更加殷实的生活。

    实现未来5—15年奋斗目标的条件是具备的，也有不少制约因素和矛盾，要在克服困难中求发展。这些条件包括：

    ——有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经济迅速增长所需要的许多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和机械装备国内生产量相当可观，还有大量进口以弥补不足，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条件是过去任何时候都不能比拟的。另一方面，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资源需求急剧增长，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日趋强烈。拿能源来说，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每个百分点的增量是前一个翻两番的４倍。前20年以能源消耗翻一番保证GDP翻两番，后20年即使能做到再以能源消耗翻一番实现经济翻两番，能源的生产和运输都有困难，而且利用效率需要在前20年提高一倍的基础上再提高一倍。

    ——资本的快速积累和高投资率。这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未来5—15年，老龄化的到来，城乡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可能使储蓄率有所降低；由于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提高，外资流入也有可能减缓。但由资本快速积累和高投资率推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态势仍然能够保持。

    ——国内市场广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创造出非常大的投资空间。十多亿人收入的提高，消费结构的升级，带来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张。制约因素是：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环境成本的支付，导致工业化和城市化成本增加，会抑制投资规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扩大，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疲软，会抑制消费市场的扩张。

    ——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总体上呈上升态势，但适龄劳动力继续增长，城市化和非农产业发展迅速，欠发达地区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和沿海地区，遏制劳动力成本过快上升，未来5—15年仍有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欠发达地区这种优势会保持更长时期。问题是，一方面劳动力总量过剩，就业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低，不适应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需要，过剩和紧缺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会日渐突出。

    ——深化改革将为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财税体制、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以及投资体制的改革，土地和其他重要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环境补偿机制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自身的改革，以及社会政治领域的其他改革，会给发展注入强大活力。WTO过渡期结束给改革带来压力和动力。但是，改革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某些改革会因为有风险而难以决断，某些改革并不会立竿见影地推动发展，某些改革要付出经济上的代价，某些改革甚至短期内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些都会增加改革的困难。

    ——社会政治稳定。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推进发展和改革，通过发展和改革在新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稳定，这是20多年来的一条基本经验。未来5—15年有望保持有利于持续发展的社会政治稳定局面。也有不稳定因素，某些方面的社会矛盾在积累，要高度重视社会矛盾的化解和社会问题的解决。

    ——外部环境比较有利。现在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还不大，但增量已经占世界很大比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推进器。融入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机遇，世界科技革命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国际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国内发展。“十一五”时期世界经济处于周期性上升阶段，国际产业转移加快，也是有利因素。同时，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也在加大，非传统贸易壁垒增加，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增加而我国防范风险的机制还不健全，周边和全球政治格局也有不稳定和不可测的因素，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存在隐忧。

    综合分析，未来5—15年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有许多有利条件，可以说是“黄金发展时期”；同时也存在不少困难和制约因素，又是“矛盾凸显时期”。机遇和挑战同在。实行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充分利用现有基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解矛盾，克服困难，完全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增长。

    实现未来5—15年目标，需要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大的政策措施。需要着重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现状的总体判断是三句话：取得进步明显，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锐。

    我们在资源严重约束下推进现代化建设，转变增长方式是惟一出路。在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中人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已经走到尽头。

    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和转变困难，有深刻的体制和政策上的原因。除投资体制不合理所导致的低效甚至无效的投资外，价格扭曲是重要原因。低水价政策导致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低价征用造成土地的大量浪费，能源价格不能反映全部成本使能源消耗至少增加9%。质量、物耗、环境等方面社会规制不严，政绩考核方法的偏差，也是粗放式增长延续的原因。为增长方式转变创造体制和政策环境，是深化改革面临的迫切任务。

    在这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例如：当前转变增长方式要解决的突出矛盾是什么？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如何确定转变增长方式的着重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和任务怎么确定？如何促进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大的产业更快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条件下，增长方式转变有哪些新的情况，如何适应新的情况趋利而避害？如何在传统产业中推广新技术，同时淘汰产出低、消耗高、污染严重的产品和技术装备？转变增长方式在技术、管理以及企业和政府行为等方面的问题是什么？

    二、推进城市化。城市化是涉及几亿农业人口转入非农产业的空前规模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迁，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步实现的渐进过程，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延续到2020年以后。因此，在工作部署上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在这方面也有许多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究，例如：如何认识世界城市化的规律和中国特色城市化的道路？如何认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把握城市化的适当进度？如何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使之都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等等。

    保证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把城市化和解决“三农”问题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推动力。关键是为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需要着重研究解决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长期进城务工农民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二是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计问题。

    在城市化、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不能放松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即使城市化进展顺利，农村人口2010年至少还有７亿，2020年至少还有５亿，仍然是个庞大的人群。“三农”问题过去主要是粮食生产问题，现在不仅要解决全国十多亿人口吃饭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在全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逐步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要通过“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例如：如何切实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如何促进粮食市场发育和完善政府调控政策？如何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如何扶持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如何解决退耕农民生计问题，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成果？如何应对农产品进口的冲击，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如

    何摆脱县、乡财政的困境？如何把握继续推进农村改革的切入点和着重点？如何确定国家扶持政策的切入点和着重点？等等。

    三、注重解决社会问题。根据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实际情况，要把解决社会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五个统筹”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注重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事实上，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顺时应变，加大了这方面工作的力度。

    社会领域的问题错综复杂，必须根据中国国情，有针对性地采取政策措施。当前影响最大并且会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有就业、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健全社会流动机制等。

    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有很多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究。以健全社会流动机制方面为例，如何分析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影响？怎样从体制和政策上疏通社会流动渠道，促进社会的有序流动，做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等等。

    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外部环境和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需要用全球战略眼光谋划发展，在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中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目标。关键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针对国内近年来有关于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否过高和利用外资是否过度的忧虑，这个问题不能从“进出口总额／GDP”公式简单得出结论。用世界银行通用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商品GDP”公式，再以购买力平价加以修正，修正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中国只有20%左右，低于德、美、日等发达国家。如果考虑到我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50%以上，简单计算的外贸依存度显然高估了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通常所说的累计外商投资总额5000多亿美元，没有扣除折旧和撤资，按照国际通用的“固定资产余额”推算，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在260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当年GDP的18%，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现在全球吸收外资的竞争很激烈，连发达国家也在积极吸收外资，我国也需要继续积极吸收外资。关键是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优化对外贸易结构。

    未来5—15年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必须继续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处理好在国际社会中的矛盾与问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此，必须解决以下问题：保障外部资源的稳定供给，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健全开放型经济的风险防范机制。

    以上四个大的方面，实质是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城市化（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市场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化（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以及在这“四化”进程中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问题。这虽然并不是“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的全部重要问题，但可以说是今后5—15年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